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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半个世纪，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深刻变化。生育水平不断下降、预期寿命延长、活跃的人口流动推动了上海人口总量及结构的变化。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上海常住人口达到1778万人，比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620万人增加1158万人，其中包含1958年行政区划的变动影响。人口总量及结构主要受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影响。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进入1990年代后由正转变为负，机械变动规模变大，户籍总人口增长较慢(见图1)。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外来流动人口快速增加。1990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占总常住人口不足5％；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这一比重增加至20．1％；2005年l％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该比重已提高到24．6％。总的来说，上世纪90代以来，人口迁移成为影响上海人口总量及结构的最重要因素。
一、上海人口发展及趋势
(一)主要人口指标变化
l、人口总量
上海常住人口总量(包含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由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620万人增加到最近2005年调查对的1778万人。其中，1982—1990年，上海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5％；1990—2000年，年均增长2.1％；2000—2005年，年均增长1.6％。
2、人口自然变动
上海在经历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同时，户籍人口死亡率维持在7‰左右波动。以常住人口为对象的人口调查显示，常住人口死亡率低于户籍人口死亡率，且差距在扩大。1990年，户籍人口死亡率、常住人口死亡率分别为6.7‰,6.3‰，相差0.4个千分点；2000年分别为7.1‰,5.8‰，相差1.3个千分点。这是因为常住人口中，外来常住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降低了常住人口整体的死亡率。
从总和生育率(TFR)(注1)的变化上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TFR从超过5的高位快速下降到更替水平(注2)2.1左右；70年代到90年代，TFR在波动中下降到1以下；最近一次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上海常住人口TFR保持在0.68这一远离更替水平的低位(见图2)。这种快速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TFR指标本身的缺陷所致，未能如实反映生育模式的变化，如平均生育年龄的增加等。
从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呈总体下降状态看，低年龄段和高年龄段趋于一致，而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波动较大；分年份看，2000年和2005年的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率比较接近(见图3)。此外，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在1982年已达到27.4岁，2005年的调查数据仍显示为27.4岁，所以，可以认为上海的TFR的下降如实反映了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下降。
3、人口迁移
上海历来是一个人口迁移活跃地区，1951—1954年，净迁入85人(年均净迁入28万人)；1955—1959年净迁出68人(年均净迁出17万人)；1960—1977年人口流动规模有所减小，但是仍然净迁出140万人(年均净迁出近8万人)。改革开放以来，1982年到1990年间净户籍迁入人口为37万人，加上1990年调查的外来常住人口45万人，年均净迁入10万人；通过估算，1990—2005年年均净迁入约29万人，年均净迁入规模比较稳定，但是因为基数不断扩大，净迁移率降低。
总结上海人口迁移可以发现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上世纪80代以前的人口迁移主要是政策驱动的结果，基本上每次大的人口迁移都是政策因素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和浦东开发，90年代以后的人口迁移急剧增加，这次的人口迁移是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1990年之后的人口迁移以劳动力迁移为主，超过80％的迁移人口为15岁到64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与1990—2000年间的人口迁移比较，2000。2005年间净迁移率有所下降，少年儿童和老人迁移变得更活跃，女性迁移比男性迁移更活跃(见图4)。
(二)人口预测
决定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众多，这里简单假设净迁移率为外生变量来预测上海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本文以常住人口为对象，迁移人口包括了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迁移人口数据无法直接从普查数据中获得，所以计算预测未来人口所需的分5岁年龄组、分性别的五年净迁移率需要估算，即通过预测2000年的人口结构在封闭状态下存活到2005年的常住人口，与2005年的实际调查人口比较计算可得2000一2005年常住人口的净迁移率。利用相同方法也可以计算1990—2000年间五年净迁移率。在预测人口结构及总体规模时，本文采用了队列预测法。预测中用到的外生变量有：
预测基年人口数据：分性别、分5岁年龄组人口数(100岁及以上为一组)；
出生：分5岁年龄组育龄妇女(15—49岁)生育率，出生性别比；
死亡：分性别、分5岁年龄组(100岁及以上为一组)死亡率；
迁移：分性别、分5岁年龄组5年净迁移率。
下面以两种方案预测未来人口：
方案一:
以2005年调查的常住人口数据为预测基年，假设出生、死亡水平维持2005年调查水平不变；人口净迁移率为0的情况下，预测2010—2030年上海常住人口结构及总量，将会出现总量急剧减少，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力供给不足，扶养负担加重的后果(见表1)。如果没有人口迁移，在现有的出生死亡模式下，上海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很大挑战。
方案二：
以2005年调查的常住人口数据为预测基年，假设出生、死亡水平维持2005年调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按照2000一2005年的迁移水平，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将达到1938万人，2020年达到2301万人；如果按照1990—2000年的迁移水平，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增长更快，2010年达到1984万人，2020年就可以达到2326万人。也就是说，按照过去15年形成的人口迁移模式，上海人口总量增长是发散的，净迁入率完全可以弥补低生育率导致常住人口的低自然增长。
二、上海人口结构的转变
(一)上海人口转变的轨迹
上海常住人口TFR由1950年的5.6下降到2005年的0.68，预期寿命由44岁上升到82岁。TFR在60代经历了显著下降；进入70年代，TFR下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80年代以来，TFR一直下降并最终维持在0.68超低水平。上海户籍人口自1993年至今，自然变动呈负增长局面；上海常住人口自然变动也长期维持负增长，直到2005年才开始转变为正增长。上世纪后半页，上海人口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向低出生／低死亡的人口发展模式转变。正如本文方案一预测，在没有迁移的封闭状态，上海人口绝对数量将于未来5年后开始减少，并且因为过低的生育率，递减速度会加快。
如果把TFR由高位到低位的转变看作一个人口转变过程，上海在半个世纪间就完成了这一转变，虽然部分亚洲国家(地区)转变过程都很快，但是上海TFR的下降幅度显然是前所未有的，0.68不仅低于部分亚洲国家(地区)的水平，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2)。
(二)上海人口结构转变与“红利窗口”
上海常住人口TFR已达到少见的0.68，同时预期寿命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预期寿命为79岁(来自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同期预期寿命，法国为79.4岁，德国78.6岁，日本81.9岁，英国78.3岁，美国为77.3岁)。按照人口转变理论，现在正是享受“人口红利”时期，如图5所示，上世纪80代起上海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有利时期，劳动力人口总量及占总人口比重都在上升。1982年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为882万人，1990年为966万人，2000年为1251万人，2005年为1407万人。1982－1990年间年均增加10万人，1990－2000年间年均增加29万劳动力，2000－2005年间年均增加31万人。上海人口结构变化中，有两种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出生／死亡模式代表的人口转变和人口迁移。
如以2005年常住人口为基数，在没有人口迁移情况下，人口总量与劳动力人口于2005年达到高峰转而下降，同时扶养比迅速上升，到2030年上升到58％，即平均100个劳动力就要扶养58个少儿或者老人。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亦呈上升趋势，2005年为11．8％，2010年将达到13．1％，2030年甚至将翻倍达到32％。以上封闭状态下的人口预测趋势非常不容乐观，老龄人口比增加，总扶养比上升，劳动力数量显著减少。
表3行数据分别表示，以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上海常住人口为基数在净迁移率为零的封闭状态下人口结构的变化。比较列数据可以发现封闭状态下人口结构与实际人口结构的差异，从而总结人口迁移对上海人口结构的影响。
1、1990—2000年间的人口迁移使2005年的总扶养比由原有的33.8％显著下降到26.3％。2000—2005年间的人口迁移使2005年的总扶养比由原有27.7％下降到26.3％。人口迁移延长了上海的“红利窗口”，为上海经济发展创造了黄金时期，但也将显著提高未来总扶养比。1990年的上海人口结构发展到2020年时总扶养比仅为32％，但是因为1990到2005年间的人口迁移，此比例将上升到41.3％。人口迁移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促进城市发展的人力资源，也加重未来的负担。
2、如果没有人口迁移，支持上海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将是很显著的。1990年人口结构发展到2000年有劳动力人口969万，2000年实际劳动力人口达1252万人，即1990—2000年间人口迁移对2000年上海劳动力人口贡献了23％的劳动力人口。2000年人口结构发展到2005年有劳动力人口1278万人，2005年实际劳动力人口达1407万人，即2000—2005年间人口迁移对2005年上海劳动力人口贡献了9％。对于以1990年、2000年、2005年为基数的封闭人口转变，2005年都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达到高峰后转而减少，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将于2015年后进入老龄阶段，将加剧人口的老化，同时加剧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趋势。
在上海人口转变进程下，有利于上海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窗口”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90代随着浦东开发、上海经济开始腾飞，人口迁入给上海人口注入新的活力，改变了原有上海人口的转变进程，增加了劳动力，推迟了老龄化进程，降低了扶养比，为“红利窗口”锦上添花，但同时也增加了未来上海人口的负担。随着迁移率的下降，“红利窗口”的关闭提前到来，如按1990年的人口结构发展，到2020年总扶养比才32％；但是按2005年的人口结构发展，到2020年时扶养比将达到41.3％。考虑到生育政策的调整，如果未来TFR有所提高，则总扶养比将提高更多。
三、上海人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总量与结构的矛盾
(一)人口结构的挑战
图6直观表现了上海人口发展趋势，各年龄组相继进入老年人口阶段，年轻人口却逐年降低。以2005年人口结构及总量为基数，假设分5岁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存活率保持2005年水平、净迁移率为零，上海人口总量于2010年达到1781万人后转而下降，到2030年减少到1572万人。伴随人口总量减少的现象，更严重的挑战是人口结构的老化，抚养比由现在的26.3％将上升到2030年的58％，其中，老年抚养比由14.8％急剧上升到51％，而少儿扶养比由11.5％下降到7％。根据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上海人口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远远高于全国同期33岁的水平，而中国又高于亚洲及世界平均年龄(见表4)。
把上海的人口转变进程与亚洲部分国家(地区)比较(见表5)，上海的形势更为严峻。香港、新加坡、韩国在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上世纪6080年代，同时扶养比在下降，且儿童抚养比远远大于老龄扶养比。这样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地区)在实现人口转变的同时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而上海于90年代经济开始腾飞时，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并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变(即总和生育率由更替水平继续过度下降)。当这几个国家(地区)可以继续享受低扶养比带来的“红利窗口”时，上海人口的老化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二)人口总量的挑战
出生与迁移成为推动上海人口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2000年以后，TFR保持在超低水平，迁移则成为影响人口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以前的人口迁移主要是政策驱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大规模非户籍人口迁移则主要是经济增长驱动的结果。当人口作为一种资源可以自由流动时，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的良性互动关系才得以形成。
如前所述，以2005年常住人口为基数，如果按照2000一2005年的迁移水平，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将达到1938万人，2020年达到2177万人，2030年达到2301万人；如果按照1990—2000年的迁移水平，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增长更快，2010年达到1984万人，2020年就将达到2326万人。上海“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到人口规模控制目标是1900万人，有学者研究认为上海人口达极限规模为2000万人。按照目前的迁移模式，2010年为1900万人的控制目标及2000万人这一极限人口规模很容易就被超越。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增长过快。
四、结论：在人口总量膨胀与人口结构失衡间寻找平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上海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转变。这样的转变对上海近二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上海现在的人口结构处在一个有利的发展时期，但现有人口结构及发展趋势决定了未来必然面临在人口结构老化与总量控制之间的矛盾：或进入不够富、人老化的状态；或通过迁移来调整人口结构，但又导致上海人口的膨胀。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第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两个世纪过去了，虽然“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没有成为现实，但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越来越深人人心。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内部人口结构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外部与其它资源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上海人口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人口结构的优化、控制人口总量实现与其它资源的协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应该成为基本原则。
在提高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内部质量方面，要优化人口结构，一方面需要调整常住人口生育模式，扭转TFR过低局面，另一方面需要完善人口迁移政策。
在提高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外部质量方面，要实现人口总量目标与其它资源的协调发展，并在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同时实现人力资源与外部其它资源可协调发展。
上海应对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挑战中，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视研究未来老龄化社会需要的各种产业结构组合，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老年人中的一部分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作者单位：上海市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处
哈尔滨人口信息研究所提供 | 
